中文导读
普列姆昌德（Premchand, 1880-1936）是印地语与乌尔都语现代文学之父，被誉为"印度的小说之王"。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戈丹》（Godaan, 1936）出版于他去世的同年，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印度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它以一个农民的一生为缩影，写出了印度农村社会在经济剥削、种姓制度与殖民统治三重压迫下的全部真相。
"Godaan"意为"献牛"——在印度教传统中，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在临终前将一头奶牛献给婆罗门祭司，是获得救赎的最后仪式。小说的主人公霍利（Hori）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这个"戈丹"仪式，为此他省吃俭用、劳作不息、借债累累——但他越是努力，距离"戈丹"就越远，因为在这个制度中，穷人的每一次努力都会被利息、税赋和贿赂吞噬殆尽。
《戈丹》不是一本让人读完感到温暖的小说。它是印度农村的一份尸检报告——普列姆昌德用冷静到近乎残忍的笔触，解剖了一个制度的每一个层面：地主如何通过"提达尔"（tiedar，地租征收人）盘剥佃农，高利贷者如何用复利将一代人的债务传给下一代，殖民政府的税收系统如何与农村的权力结构勾连，种姓制度如何在最底层的贫民之间制造分裂，以及——最重要的——在这所有的压迫之下，人的尊严如何被一点一点地碾碎。
但普列姆昌德不是一个绝望的作家。他相信文学的力量——他在 1936 年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说："文学的目的是批判社会的不公，并唤醒人们对一个更公正世界的渴望。"《戈丹》中虽然充满了苦难，但也有温暖：霍利的妻子达妮娅（Dhaniya）的坚韧与智慧、女儿西拉（Sila）的觉醒与反抗、知识分子梅塔先生（Mehta）的同情与理想——这些角色证明：即使在最黑暗的土壤中，人性的种子仍然可以发芽。
故事梗概
小说发生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一个村庄。霍利是一个佃农，与妻子达妮娅和几个孩子住在一间破旧的茅屋里。他的全部家当是两头瘦弱的牛和一小块租来的地。小说开头，霍利用借来的三卢比买了一头牛——这在村里是件大事，因为拥有一头牛意味着一个农民家庭的全部希望：牛可以耕地、产奶、生小牛，是向上攀爬的阶梯。
但这头牛被邻居毒死了。霍利怀疑是谁干的，但他不敢告状——因为那个人属于更高的种姓，而一个低种姓的佃农指控一个高种姓的人，后果只会更糟。牛死了，但买牛的债还在。
此后，厄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霍利为了还债，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高利贷的利息越滚越多，他不得不卖掉另一头牛；卖牛的钱还了一部分债，但剩下的利息又变成了新的债。与此同时，地主的代理人来收租，村里的头人来收"自愿捐款"（实际上是勒索），警察来收"案子费"（霍利根本没有任何案子）。
霍利的儿子戈巴（Gobar）受不了这种生活，跑到城里去打工。他在城里见识了另一个世界——工厂、工会、政治集会——但也发现城里的剥削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戈巴与一个寡妇相好，使她怀孕后又抛弃了她，回到了村里。但城里的经历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这个世界不是不可改变的。
霍利的女儿西拉被嫁了出去——嫁妆又是一笔债。西拉在婆家受尽虐待，最终逃回了娘家。在达妮娅的支持下，西拉拒绝回去，开始自己养活自己。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
小说的高潮是霍利的死亡。他劳作了一辈子，欠了一辈子的债，从来没有攒够一头"戈丹"用的牛。临终时，达妮娅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头瘦弱的小牛犊，交给了婆罗门祭司。祭司皱着眉说："这么瘦的牛也能算戈丹？"——但他还是收下了，并收下了达妮娅仅剩的几个安那（硬币）作为"祭司费"。
霍利死后，达妮娅站在茅屋门口，看着远处即将落下的太阳。她没有哭。她只是说了一句话：
"他一辈子想献一头牛，到头来献了一头牛犊——还是借来的。"
普列姆昌德在最后一段写道：
霍利的坟头上长出了一棵草。牛来吃草，人从草上踩过。
太阳照常升起和落下，收租的人照常来，高利贷照常算利息。
没有人记得霍利。但霍利的债——他的债被传给了他的儿子。
主题分析
土地与债务
《戈丹》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在殖民时期的印度农村，绝大多数农民是佃农——他们不拥有土地，只是租种地主的田。地租通常是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剩下的还要扣除种子、农具和牛的饲料。一年的收成在支付了地租、种子和基本口粮之后，往往所剩无几——而"所剩无几"意味着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次旱灾、一次牛的死亡、一次家人的疾病，都会把一个佃农推入债务的深渊。
普列姆昌德用精确的经济细节展示了债务如何运作：霍利最初只借了三卢比买牛，但经过利息滚动、额外收费和各种"手续费"，到小说中段他已经欠了几十卢比——一个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的数字。这不是因为霍利懒惰或挥霍——恰恰相反，他是全村最勤恳的农民——而是因为整个系统就是为榨取而设计的。
种姓制度的日常运作
种姓在《戈丹》中不是抽象的制度，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互动：霍利在路过高种姓人家的门前时必须低头；达妮娅去打水时要等高种姓的妇女打完了才能靠近水井；当霍利的牛被毒死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谁干的"而是"我敢指控谁"。种姓制度在最底层的人群中也制造分裂——霍利所属的种姓比另一个低种姓高一点，他就对那个更低种姓的人也摆出高种姓的姿态。普列姆昌德敏锐地指出：压迫不是单向的——被压迫者在更弱的人身上重演自己受到的压迫。
女性的觉醒
达妮娅是《戈丹》中最有力量的角色。她比霍利更聪明、更果断、更有远见，但因为她是女人，她的全部世界被限制在茅屋和灶台之间。霍利被骗时她看穿了骗局，但霍利不听；霍利犹豫时她催促他行动，但霍利太软弱。小说最动人的段落之一是达妮娅在霍利死后拒绝为丈夫举行繁琐的丧葬仪式——她没有钱，也不愿意再借债去满足婆罗门的要求。她说："他已经死了。仪式救不了他，也救不了我。我要活下去。"这在 1936 年的印度农村是一个革命性的表态。
文学地位
《戈丹》出版后在印度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它被认为是印度农村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在普列姆昌德之前，印地语小说多以宫廷故事、神话传说或城市中产阶级生活为题材，没有人把一个目不识丁的佃农作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并以如此严肃的态度描写他的全部生活——他的恐惧、他的希望、他的倔强、他的屈辱。
英译本由戈登·罗塞尔马尔霍特拉（Gordon Roadarmel）翻译，1968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列入"东方文学代表作"系列。此后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著名印度英语小说家穆尔克·拉吉·阿南德（Mulk Raj Anand）称其为"印度的《愤怒的葡萄》"。
选段
霍利买牛
霍利手里攥着三卢比，站在牛市上。他的手心全是汗。三卢比——他攒了两年。确切地说，是他和达妮娅一起攒了两年。每次达妮娅卖鸡蛋省下的一个派萨、霍利在农忙时帮别人家干活多赚的几个安那——这些零碎的钱被达妮娅缝在旧衣裳的衬里里，藏在墙角的一个瓦罐底下，攒了整整两年。
三卢比在牛市上买不到好牛。好牛要十卢比、二十卢比。霍利看到的都是肋骨外露的老牛或者腿脚不利索的犟牛。他看了整整一个上午，最后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头不太老、不太瘦、毛色还算干净的母牛。牛主人要五卢比，霍利还价到三。牛主人摇头。霍利站了很久，然后走了。走了几步又回来。牛主人看着他，叹了口气："三卢比拿走吧。看你的样子，这三卢比也是从嘴里省出来的。"
霍利牵着牛回家的路上，觉得全世界都在对他微笑。路边的树在微笑，天上的云在微笑，连脚下扬起的灰尘都在微笑。他想：这头牛明年会生一头小牛，小牛长大又可以卖钱。后年就有两头牛了。两头牛可以多租一块地。多一块地就可以多打粮食。多打粮食就可以——就可以——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因为他知道，"就可以"后面的每一个"可以"都有可能被什么东西打断。
达妮娅的反抗
霍利死后，村里的婆罗门来主持丧事。
"需要一头牛做戈丹，"婆罗门说，"还要给祭司的达克希纳（报酬）。一共二十卢比。"
达妮娅说："我连两个卢比都没有。"
婆罗门说："可以借。村里的高利贷者会借给你的。"
达妮娅看着婆罗门的脸，看了很久。然后她说：
"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你们从他身上拿走了多少？地租拿走了一半收成，高利贷拿走了剩下的利息，你们的达克希纳又拿走了一部分。他活了一辈子，还了一辈子的债，到死的时候债比活着的时候还多。现在他死了——你们还要从他的死里再拿一次吗？"
婆罗门沉默了。不是因为被说服了，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农妇这样说话。
达妮娅最终用仅有的钱买了一头牛犊——不是牛，是牛犊，连牙都没长齐的小牛犊。她把牛犊牵到婆罗门面前。婆罗门收下了牛犊，收下了最后几个硬币，走了。
达妮娅站在门口，看着婆罗门牵着牛犊远去的背影。
她没有哭。
戈巴在城里
戈巴第一次看到工厂时，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座巨大的铁笼子。烟囱如同一根根柱子，插入天空。工人们从大门涌出来时，戈巴以为他们是囚犯——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眼睛里没有光。
一个老工人对戈巴说："你以为城里比村里好？村里的地主是一个人，城里的老板是一张桌子。桌子没有心，所以你没有办法让它同情你。在村里，至少你可以跪在地主面前哭。在城里，你对着一张桌子哭——桌子听不见。"
戈巴后来加入了工会。工会教他说一个他从未听过的词："权利"。在村里，没有人对他说过这个词。他听过"义务"——对地主的义务、对种姓的义务、对长辈的义务、对神的义务。但"权利"——他有什么权利？他有活下去的权利吗？他有不被打的权利吗？他有拒绝不公正待遇的权利吗？
这些想法让戈巴害怕，也让他兴奋。害怕是因为这些想法是新的，新东西总是危险的。兴奋是因为——他第一次觉得，也许世界不一定要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