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criticism & Anthropocene · 2000 – 当代

生态与人类世写作


时代背景

二十一世纪初,文学开始处理一个它的形式从未真正准备好的对象:地质尺度的人类后果。"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词由大气化学家 Paul Crutzen 与生物学家 Eugene Stoermer 在 2000 年正式提出,描述地球已经进入一个由人类活动主导地质过程的新纪元。它不只是科学命名——它是一次文化定位:人类不再是地球叙事的"局内人"或"挑战者",而是改变地球本身的力量。文学在它的整个历史里一直假设"自然是稳定的背景,人物在前景上演活动";人类世否定了这一假设。从那时起,文学要么继续假装人类世不存在(大部分主流小说仍这样做),要么承担起重新发明形式的工作。

第一层触发因素是科学共识的政治化。从 1988 年 IPCC 成立、1992 年里约峰会、1997 年京都议定书、2007 年戈尔《不愿面对的真相》获奥斯卡、2015 年巴黎协定、2018 年 Greta Thunberg 校园罢课、2018 年 IPCC 1.5 度报告——气候危机从科学话题变成全球政治日常。文学不能继续把"自然"当成田园诗背景。同时期,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海洋酸化、塑料微粒进入人体、新冠疫情(被广泛理解为生态危机的一种征候)相继成为日常新闻。

第二层触发因素是阿米塔夫·高希在《大错乱》(The Great Derangement, 2016)中诊断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失败"。他提出:现代小说的形式(个人心理、家庭场景、社会现实主义)系统性地无法处理气候危机——因为后者发生在非人类尺度(地质时间、行星空间、跨物种因果),而小说的形式是为人类尺度设计的。这一诊断不只是文学问题,是文化想象力问题:如果连小说都无法把气候危机说出来,那么民主政治如何可能基于它做出决策?高希的论证激发了一波"重新发明小说"的努力——这是当代生态文学的核心驱动力。

第三层触发因素是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作为学术领域的成熟。从 1970 年代以来的环境文学(Edward Abbey、Annie Dillard、Wendell Berry),到九十年代的"生态批评"作为正式学派(Cheryll Glotfelty 1996 编《生态批评读本》),到 2000 年代后扩展为"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再到 2010 年代的"非人文学"(nonhuman humanities)、"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行星人文"(planetary humanities)。每一次拓展都伴随新的概念工具——"慢暴力"(Rob Nixon, 2011)、"行星临界"(planetary boundaries)、"灾难资本主义"(Naomi Klein)——这些工具反过来改变了文学的可能形式。

第四层触发因素是其他媒介对气候危机的处理。Cli-Fi 这个词由记者 Dan Bloom 2007 年提出后,迅速从文学概念扩展到电影、剧集、游戏、视觉艺术。HBO 的《切尔诺贝利》、Netflix 的《不要抬头》、电影《降临》、游戏《地平线:零之曙光》——这些作品共同建立了一个气候叙事工具箱,文学既参与又借鉴。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在这一波文化生产中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影视与游戏比小说更快建立起气候叙事的形式语言。

第五层触发因素是生态批评对文学正典的重新读解。从 Lawrence Buell 用生态视角重读梭罗,到 Timothy Morton 提出"网格化生态"(mesh)、"超物体"(hyperobject)等概念以重读浪漫主义诗歌,到 Donna Haraway 的"克苏鲁世"(Chthulucene)替代人类世——理论先行,文学跟随。许多当代生态作家(鲍尔斯、罗宾逊、阿特伍德)有意识地在写作中"应用"这些理论概念,使得当代生态文学高度理论化,几乎是哲学—小说混合体。

核心美学主张

关键概念 / 术语

代表作家与作品

作家 国别 代表作 优先级
阿米塔夫·高希 印度 《大错乱》(理论)《枪岛》《鸦片战争三部曲》 最高
理查德·鲍尔斯 美国 《上层林冠》(普利策)《困惑》《Playground》 最高
金·斯坦利·罗宾逊 美国 《未来部》《火星三部曲》《纽约 2140》 最高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加拿大 《疯癫亚当》三部曲 最高
巴巴拉·金索沃 美国 《不可见的国度》《飞行行为》《毒木圣经
杰夫·范德米尔 美国 "南境三部曲"《Hummingbird Salamander》 最高
科马克·麦卡锡 美国 《路》
安妮·普鲁 美国 《树民》(Barkskins
海伦·麦克唐纳 英国 《以鹰之名》《林间漫步》 高(自然写作)
罗伯特·麦克法兰 英国 《心向群山》《古道》《大地之下》 高(自然写作—生态思考)
Indra Sinha 印度—英国 《动物之人》(Animal's People
托马斯·品森 美国 《Bleeding Edge》(部分气候)
露西·埃尔曼 苏格兰—美国 《鸭,纽伯里波特》(Ducks, Newburyport 高(千页一句意识流)
莱恩·拉塞尔 美国 《沼泽地》《橘子世界》(短篇)
大卫·华莱士-威尔斯 美国 《无法居住的地球》(非虚构标杆) 高(非虚构对照)
Helon Habila 尼日利亚 《油上》《Travelers》
詹妮·奥菲尔 美国 《天气》(Weather
Yoko Tawada(多和田叶子) 日本—德国 《飞地》《雪的练习生》 高(核灾文学)
Octavia Butler(前驱) 美国 《撒种者寓言》《天才寓言》 高(气候反乌托邦先驱)

与前后流派的关系

承自:直接前身是从梭罗(《瓦尔登湖》1854)、John Muir、Aldo Leopold(《沙乡年鉴》1949)到 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1962)、Edward Abbey《沙漠独居》(1968)、Annie Dillard《溪畔随笔》(1974)、Wendell Berry 的"美国自然写作"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是田园诗—哀歌混合:自然是稳定的、神圣的、被人类破坏的对象。当代生态文学继承这一传统的关切但拒绝其形式——它不再相信"稳定的自然"是文学可以回到的对象。再上一层是浪漫主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谢林的自然哲学),与当代生态批评在概念上的对话最深的就是浪漫主义重读。

反对 / 延续:与魔幻现实主义有意外的连续性。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鸟群飞过、暴雨四年的描写,已经是某种"非人类时间"的文学化。当代生态文学(特别是高希、米娅·科托)有意识地从这一谱系汲取——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才是问题,而魔幻现实主义保留了一种处理非人类力量的形式。与科幻的关系也是连续的——金·斯坦利·罗宾逊本人就是"硬科幻文学化"的代表。所以生态文学与流派 08(类型文学的文学化)有大量重叠:阿特伍德、范德米尔、罗宾逊都同时属于两者。

启发了:这个流派仍在形成,"启发了"还很难判断。但已经可以观察到:(1)当代非虚构(David Wallace-Wells、Naomi Klein、Elizabeth Kolbert)与生态小说互相抬升,形成混合写作生态;(2)儿童与青年文学(Katherine Rundell、Philip Reeve、Kiran Millwood Hargrave)大量吸收生态题材;(3)影视(《降临》《不要抬头》《地平线:零之曙光》)借用文学概念。最重要的"启发"可能在尚未到来——下一代作家如何在已经"被气候改变的世界"里写作。

非西方对照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有相当独立的传统。从八十年代张炜、阿来开始的"生态写作"——阿来《尘埃落定》《空山》《云中记》、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姜戎《狼图腾》——已经发展出一种"少数民族—自然—衰亡"的特殊范式。它与欧美 Cli-Fi 的差别在于:欧美 Cli-Fi 的核心问题是"我们都做了什么",中国生态文学的核心问题是"被现代化卷走的边缘群体经验"。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也属此。陈楸帆《荒潮》(关于电子垃圾)则是中文 Cli-Fi 的明确尝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主流文学对气候危机本身的处理仍然薄弱——这是一个重要空白。

日本因为有 1945 年原子弹与 2011 年福岛核灾,"核生态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强势谱系。从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井伏鳟二《黑雨》(1965)开始,到 2011 年后的"震灾后文学"——古川日出男、川上弘美《神様》系列、多和田叶子《飞地》三部曲、村田沙耶香作品的辐射元素。多和田叶子《飞地》(2014)以核污染后的日本为背景,是当代亚洲生态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韩国的生态意识在 2010 年代后兴起。韩江《素食者》虽然以个人创伤为表,但拒绝肉食的核心是生态—伦理诉求;崔仁勋、千明官、金衍洙的某些作品都涉及生态。

非洲生态文学有特殊的政治承载——它经常与"资源诅咒"(石油、钻石、伐木)的具体经济问题结合。Helon Habila《油上》(关于尼日尔三角洲)、Petina Gappah、Imbolo Mbue《看,梦想者》(关于喀麦隆石油村庄)。Cli-Fi 在非洲不是抽象未来,是当下日常。

拉美方面,从 Sergio Chejfec 到 Rita Indiana《Tentacle》(多米尼加,关于加勒比海生态崩溃);Mariana Enríquez 与 Samanta Schweblin 的生态恐怖;Diego Vecchio 的环境寓言。Schweblin《营救的距离》是关于阿根廷大豆—农药生态的最尖锐文学作品。

阿拉伯—中东方面,从 Munif《盐城》(沙特石油城市的形成)到 Adania Shibli 的微小生态观察。

太平洋岛国文学(Albert Wendt、Sia Figiel、Patricia Grace、Kiribati 诗人 Kathy Jetnil-Kijiner)作为"前线"文学——这些岛国正在被海平面上升淹没——具有特殊紧迫性。Kathy Jetnil-Kijiner 在 2014 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的诗朗诵《Dear Matafele Peinem》是当代气候诗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参考资料

争议与反思

1. 文学能否真正改变气候政治认知? 这是该流派的核心存在论焦虑。鲍尔斯、罗宾逊、阿特伍德都明确把自己的写作视为政治介入;但 Adam Trexler 等批评家提出冷静的疑问:阅读小说的人本来就是关心气候的人,气候小说更像是"道德安慰剂"——让已经焦虑的读者获得共鸣,而非改变不关心者的立场。Naomi Klein 的反驳是:文化想象力是政治变革的前提条件,没有可被想象的"气候未来",就没有政治意愿去到达它。这场争论无法在文学内部解决——它需要传播研究、政治学、心理学的共同检验。但可以观察到:当一本气候小说能改变一个具体读者一项具体行为时,它就证明了存在的价值。

2. 气候小说是否变成"灾难色情"? 早期 Cli-Fi(《纽约 2140》《明日之后》一类)被批评为消费灾难奇观——读者获得末日快感而非生态行动。当代严肃作家(鲍尔斯、范德米尔)有意识反这种倾向:压低节奏、避免奇观、强调慢与不可见。但反向风险出现了:当生态小说太"文学化",它可能被读者认为是"另一种纯文学题材"——失去与现实政治的紧迫连接。这一两难没有完美解。

3. 生态文学的"白人男性"问题。 当英语学界讨论生态文学正典时,主导名字仍是白人作家——梭罗、Berry、Macfarlane、鲍尔斯、罗宾逊。这一正典忽略:(1)原住民传统中本就存在丰富的生态知识与文学(Robin Wall Kimmerer《编织甜茅草》是少数被广泛阅读的例外);(2)全球南方面对气候后果最直接但被翻译最少(太平洋岛国诗歌、孟加拉气候难民叙事);(3)女性生态作家(Ursula Le Guin、Octavia Butler、Robin Wall Kimmerer)经常被边缘化。这一不对等近年开始被批评界正视,但出版工业的修正速度滞后。

4. 人类世概念本身的争议。 "人类世"假设有一个普遍的"人类"造成了这一危机;Capitalocene、Plantationocene、Chthulucene 都指出这一普遍化的误导——危机不是"人类"造成的,是特定历史—经济—种族结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白人至上)造成的。Kathryn Yusoff《十亿黑人人类世,或没有》尤其尖锐——她指出"人类世"叙事让奴隶制历史中黑人的"非人化"在今天再生产。这一辩论使得"生态与人类世写作"这个流派标签本身就是一个争议焦点。

5. 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与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的关系。 英美自然写作传统——梭罗到 Berry 到 Macfarlane——是漫步、观察、记笔记、提出体悟的散文传统。当代生态文学包含但不限于自然写作。批评界争论:自然写作是否仍有政治力量?还是它的"个人体悟"形式恰恰是它的局限——它把生态问题转化为美学体验,绕开了政治行动?Helen Macdonald《以鹰之名》引发过类似争论——她的细腻自然书写被一些读者视为现代森林浪漫主义的延续,被另一些读者视为重要生态干预。

6. 多物种叙事的极限。 当文学试图"让树发声""让河流发声"时,它无法避免一个根本质疑:这些"非人类视角"是否最终仍是人类作者的拟人化?Donna Haraway 自己也警告过——多物种叙事的伦理风险是把非人类工具化为人类道德剧的角色。鲍尔斯《上层林冠》中的树是真正的树,还是用来打动人类读者的修辞?这一争议没有干净答案,但要求作家持续保持自我警觉。

7. 时间感的悖论:迫近 vs 慢。 气候危机一方面迫切——已经在发生、临界点临近;另一方面慢——其完整后果要在几代人后才显现。文学如何同时表现这种"快与慢的双重时间"?罗宾逊在《未来部》中通过快速更迭的章节、不同时间尺度并置来尝试;Macfarlane《大地之下》通过深时间—当代时间的对照尝试。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形式解决方案——这是该流派未来形式创新的最重要方向。

8. 当代判断的限度。 这个流派仍在快速形成,正典还没确立。鲍尔斯《上层林冠》2018 年获普利策,但其文学地位的最终评价需要时间;罗宾逊《未来部》在政治影响力上巨大(被多国政策制定者引用),但作为文学作品的评价分歧很大;范德米尔的"南境三部曲"早期被读为生态恐怖,近年被读为人类世寓言——同一作品的接受框架仍在变化。所有当前归类都是工作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