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汉文学

时代背景

秦统一至汉崩溃的四百年间，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确立，儒家被定为一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从先秦的百家私人著述转向为帝国服务的公共写作。赋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而司马迁《史记》则创造了历史书写的文学范式。

核心脉络

秦代：文学的劫难与转折

秦始皇焚书坑儒（前 213），《诗》《书》、百家语遭毁灭性打击，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焚——说明焚书的目的是消灭政治和思想异议，而非毁灭一切文字。秦唯一保存下来的重要文章是李斯《谏逐客书》，这篇写在焚书之前的奏章，是先秦纵横家修辞的最后绝响。秦设"以吏为师"，废除私学，意味着文学从自由书写变成官僚系统的附庸。

汉赋：帝国的文体

汉赋是两汉的标识性文体，从贾谊《吊屈原赋》的骚体短赋，到枚乘《七发》的散体大赋，到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达到极致。大赋的特征：铺排（极尽辞藻描绘天地万物）、夸饰（帝王的苑囿、田猎、宫殿被夸张到无边）、讽谏（以"劝百讽一"为功能借口）。扬雄晚年悔作赋，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标志着赋体从高潮走向自我反思。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延续大赋传统，但已加入更多历史感和现实关怀。

乐府诗：民间的声音

汉武帝设乐府机关，采集民间歌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孔雀东南飞》（长篇叙事诗，焦仲卿妻刘兰芝的悲剧）、《陌上桑》（罗敷智拒使君的机智喜剧）、《东门行》（贫民铤而走险的绝望）代表三种叙事模式。乐府诗的价值在于：在赋的精英话语之外，保存了汉代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声音。

古诗十九首：五言诗的成熟

东汉末年的 19 首无名氏五言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四言（《诗经》）向五言的完成。"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写游子、思妇、生死、及时行乐，语言朴素而情感密度极高。钟嵘《诗品》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是中国抒情诗的第一个内省高峰。

《史记》：纪传体的文学革命

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发愤著书"，《史记》130 篇、52 万字，记录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它的革命性不在史学（编年体已有《左传》《战国策》），而在纪传体的发明——把历史写成人物命运的文学结构。项羽本纪的悲剧英雄叙事、李将军列传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刺客列传的极端人格——这些不是"客观历史"，而是高度文学化的个体故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评），把屈原的抒情传统和史官传统合为一体。

关键概念

• 铺排美学：汉赋以空间扩展替代时间叙事，把帝王的物质世界排布成一幅全景图
• 劝百讽一：大赋篇幅 99% 铺陈享乐，仅最后一两句讽谏——这究竟是讽谏的失败，还是文体自身的反讽？
• 发愤著书：司马迁提出创作源于痛苦（"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中国版本的艺术补偿论，比弗洛伊德的升华说早了两千年
• 文笔之分：汉代开始区分"文"（有韵的文学）和"笔"（无韵的应用文），是中国文体自觉的开始

代表作家与作品

与世界文学的对照

争议与反思

• "发愤著书"的过分强调：司马迁确实因宫刑而著书，但把他的写作动机完全归结为个人痛苦，是否忽视了史官世家的职业传统和汉代史学的制度前提？
• 赋的地位跌落：从汉代"一代之文学"到五四被斥为"形式主义的极致"，赋的美学价值是否需要重新评估？